2013年，香港社会陷入躁动而无力的低迷状态。
一个淡出很久的词在2013年重新回到香港人的视线：移民。
香港保安局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有约3900名香港居民移居海外，较去年同期增长8.3%。这个人数虽然比不上香港历史上几次移民潮的规模（67暴动之后、中英谈判期间、1989之后、1997之前），但却是回归16年以来的最大升幅。中介公司也重开了97之后很少见的周末移民讲座，以应对来势汹汹的移民咨询热潮。
但是这一年，没有疫病，没有金融危机，甚至也没有巨大的政治变动。
离开，好似也没什么突如其来的戏剧性因素。 “楼价太高”、“小孩抢名校太辛苦”、“生活压力大”、“年轻人没有条件创业”……林林总总，不外乎平淡的切肤之痛。很多人说是“香港的政治环境令人厌弃”：争吵──无解，抗议──无解，危机──无解，人们越来越不耐烦，街头激烈，政治空转，深层次、结构性的社会矛盾看不到解决的希望，于是用脚投票。他们卖了楼，卖了车；或者一无所有的，就这么走了。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说：“这种谈论移民的趋势，已经十几年二十几年没听过了，体制内的朋友私下会说，这么多年没想过移民，现在也要想了。”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经济数据依旧向好，并没有重大政治变故发生的情况下，用脚投票的沉默选择显示社会管治危机正趋向临界点。
这弥漫社会的消极气氛，在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三项调查数字中，量化地呈现出来：
2013年11月26日，特首梁振英的最新民意支持度调查出炉，100分是满分，梁的得分是40.6。这是他自去年上任以来的最低点。这个分数远低于前任特首曾荫权的支持度，并直逼首任特首董建华的最低支持度40.4分──董的最低分出现在2003年4月，就在这之后3个月，2003年7月1日，香港爆发了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抗争行动，50万人顶着烈日上街，要求董建华下台，抗议基本法23条立法，给回归后的香港划下第一个历史拐点。
港大调查还显示，香港人对香港政治社会状况的满意度，从1997年上半年调查的45.3％，下滑至2013年上半年的13.4％。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净值（有信心减去没信心），也从1997年下半年的45.3％，跌至2013年下半年的15.2％。
而在一项关于香港人身份认同问题的调查中，2013年上半年，只有34.9%的香港人认同自己是“广义的中国人”（包括“中国人”和“香港的中国人”）；这个数字甚至低于97回归时的37.8%。其中，只有14.6%的年轻人（18岁到29岁）认同自己是“广义中国人”，比1997年的31.2％低了一倍还不止。
这些数字直观地反映：特首不被多数市民信任，特区政府施政令多数人不满；港人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减低，对北京插手香港事务的焦虑日渐升高；主权回归16年，对中国的身份认同竟低于回归前──人心没有回归，反而被越推越远。
回归之后的香港并非总是如此。回归初期、特首曾荫权的首个任期，都是民调指数相当积极的时候，而对中国身份的认同感，更是随着内地时局变化、政治文明度的表现有鲜明的对照反应。比如2008年，在四川地震和北京奥运的双重感染下，港人对中国身份的认同感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值。而艾未未、李旺阳、刘晓波等人权受到侵害的事件发生后，这个认同度又会出现明显的波动变化。
2013年发生了什么，令香港社会陷入如此躁动而无力的低迷状态？
丑闻政治
香港一向以公务员队伍的清明廉洁著称于世。然而刚刚过去的这一年，政坛丑闻曝光之多、之深，却是十数年来罕见，一再挑战港人将“廉政”作为核心价值的心理底线。
时任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刘梦熊在年初向媒体爆料，称梁振英竞选特首时联手著名媒体操纵民意，并不惜以“污点证人”之姿声称梁振英与他有利益输送的口头承诺却未兑现，引发舆论大哗。刘梦熊后被揭露其爆料之时正在被廉政公署调查，被疑有报复动机。连续数周的媒体密集跟进令人看到高层政坛被撕开的一角，读者大呼荒谬：这就是小圈子选举的真相！
4月，审计署报告揭发前任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在任期间，廉署以“分拆账单”及改作“宣传费用”入账手法，支持2010年11月初以及12月初的两场“超标”晚宴，宴请中国内地官员代表团，走捷径绕过申领酬酢开支规管指引。这个被内地网民调侃为“不就是请客多花了一点钱嘛”的行为，却给廉政公署近40年来的清誉蒙上污点，震惊全城。港府立即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 11月27日，香港立法会发表调查报告，认为廉署行为失当，“痛斥”汤显明不廉不洁，有议员更批评汤显明“厚颜无耻”。旅居北京的香港作家陈冠中在7月香港书展的公开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廉政公署丑闻。他说：“我周围的同龄人都觉得特别惊讶，在香港，在我们成长的年代，好像‘廉政’已经是不用再强调的概念了，大多数人根本不想再做贪污腐败的事，不想把钱给贪污腐败的人，也不想贪人家给的便宜。……这种行为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尤其是廉政做了这么多年，这么有成效，怎么一下子就突然变了？自律没有了。原来，这些东西是这么容易掉回头去的。”
丑闻接二连三。梁振英幕僚、前任香港发展局局长麦齐光上任仅12天，即被曝出涉嫌20多年前骗取公务员租金津贴，后辞去局长及行政会议成员职务。 “在过去十多年，香港政局似乎从没有这么乱过，”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感叹。
在年尾，一场围绕电视遥控器的风波更把今年针对梁振英政府的民怨燃至最高点。香港长年以来只有TVB和ATV两间免费电视台，港府增加免费电视牌照的决议酝酿多年，2013年10月宣布结果，却没有发牌给筹备造势最大、观众呼声也最高的“香港电视”，而是发给两家名不见经传的电视台。 “香港电视”及几大媒体质疑行政会议黑箱作业，引发了10月20日全港12万市民游行，抗议黑箱作业，要求政府“交待发牌准则”、“反对媒体垄断”。争议至今仍未平息，特首梁振英的民望更进一步跌至他上任以来的谷底。
贫富悬殊和工人运动
9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首次公布香港“贫穷线”。贫穷线定为家庭入息中位数的50%。根据2012年底数字估算，香港共有131万贫穷人口，贫穷率为19.6%。尽管香港自70年代以来的基尼系数一直都高于国际警戒线的0.4，显示香港有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但在80年代实施公共与福利政策颇见成效之后这么多年，贫穷人口比例仍接近二成，这个数字令人震惊。
政府统计处的数字显示，在2001年，最贫穷家庭与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差距是27倍，而10年后，2011年，他们之间的差距拉大到了42倍。在过去十年，香港经济总体向好，人均GDP上升了47.6％，但贫穷家庭却没有因此受惠。他们的收入越来越少，生活越见吃力。当“地产霸权”成为社会的流行语，基层力量也成为近年来香港的社运生力军。
2013年初爆发了香港二战之后历时最久的工人运动。 3月28日开始，数百名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外判工人要求加薪20%，并宣布将持续罢工直至诉求达成。他们在码头长期扎营，行动第三天，便有不同的团体组织，成立了“各界支援码头罢工后援会”。音乐人为码头工人唱歌，文化人编写码头工人报《大众码经》，法律界义工帮助集体谈判。更值得关注的是左翼学运与工运在这次码头工人罢工事件中形成的合力：在抗争现场，除了工人，最常见的就是青年学生的身影。明确支持工人的学联和青年组织“左翼21”的口号是：“学生就是工人”。
长达40天的罢工以资方同意加薪9.8％、码头工人让步结束。但“学生”＋“工人”反抗“李嘉诚”＋“地产霸权”的社运新趋势，似乎才刚刚开始。
中港矛盾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教授陈韬文在分析近年来香港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下跌时认为，影响认同度的，除了中国大陆政治文明度的表现之外，还有一个新因素：资源争夺。内地孕妇来香港生孩子、妈妈来买奶粉、跨境学童上学、大学与职场中的内地生竞争者、地产市场中的内地豪客……香港本地社会面临的资源争夺在近年愈发突显，加剧了近几年的中港矛盾。
父母均非香港居民，但只要孩子在香港出生，即享有香港永久性居留权。香港这一法律判例自从2001年由“庄丰源案”成立，便吸引了不少内地妈妈到香港产子。然而在政府未作合理评估及政策配套的情况下，从婴儿在医院降生到吃奶出行、幼稚园入学，“双非”孩童在各个环节挤占本地有限资源的现象引发了极大争议。 2013年国庆假期香港靠近深圳的新界区一些幼稚园外，近千名家长通宵排队为子女报名的阵仗，再次引发了本地家长的怨气。面对社会不满及排外情绪，大陆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高调发文回应，称香港出生率低，因此社会发展需要“新香港人”作为补充人口；文章并引述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的言论，认为新来港人士的学历在过去10年整体有所上升，有14%是大专或以上学历，他们大部分是自食其力，不依赖社会援助。
然而官方媒体对“新香港人”的主动定义及支持，并未面对港府政策失当的根源，其“家长式”的说教口吻，反而引发了香港本地舆论的反弹。有内地在港毕业生组织的“新香港人”讨论会被指责为“洗脑”，还有言论认为“新香港人”并不单是民间自由流动的结果，还包括有政治目的的“人口置换” 。港人对中央插手香港事务，或者北京意识主导香港决策的担忧和焦虑可见一斑。
普选亮剑
2013年12月4日，香港政府宣布启动为期5个月的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政改咨询，征询公众意见，包括届时的提名委员会、选民基础等。在政府主页上公布的《2017年行政长官及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咨询文件》，文件的名字叫做“有商有量，实现普选”。这“有商有量”四个字，侧面呈现了2013年关于香港政治民主化改革已几近撕裂无法弥合的争议。
香港自回归以来，根据基本法的规定，行政长官的产生一直是经由选举委员会委员提名候选，再由选举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并报中央政府任命。选举委员会按照功能界别划分，规模由1996年的400人循序渐进增至2002年的800人、及2012年的1200人，一直被诟病为“小圈子”选举。研究选举政治的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马岳认为，以功能组别为基础的“小圈子”选举设置，直接扶持了香港的工商界力量，削弱基层声音，并弱化了立法会作用，本意是加强特首对香港施政的控制力，但反而大大减低了特首的认受性及支持度，令政府管治频现危机，长期来看，更令香港的产业结构失衡，助长地产霸权。
基本法附件一中规定，这种选举委员会产生的办法适用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 “此后如要改变选举办法，由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因此自2003年开始，香港民间社会就一直在为争取2007年普选行政长官努力，但04年全国人大对基本法释法，否决了07年普选的可能；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再次宣布，2012年普选行政长官亦无可能，“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漫长的等待让民主派人士与北京之间的信任度降至低点，而人大07年决定中，含糊其辞的说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实行普选产生的办法时，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可参照选举委员会的现行规定组成。”——更引发了猜疑。以功能组别为基础的选举委员会的现行组成方式被民主派公认为不具有代表性，且伤害香港民主根本，但人大决定中“可参照”这个暧昧说法，令民主派人士担心提名委员会可能成为一个不公平的预筛选机制，“北京不喜欢的人无法进入选举程序”，会否真的存在这样的筛选？若果真如此，普选的意义又在哪里？这是香港民间普遍的焦虑。学者马岳说，如果此次讨论2017年普选的设置，真的设置了有政治针对性的准入门槛，而不是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选，那他悲观预测香港未来只能是“未来十年，街头见”。
在这种情势下出现的“占领中环”运动，也给2013年留下了必然要记录的一笔。这是一个事先声张的“公民抗命”违法行动，它的诉求是争取“真普选”，还未发生便搅动起全城舆论风暴。
早在1月16日，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信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香港民间要争取迟迟不来的普选，且要确保争来的是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选”，而不是设立特殊筛选门槛的“假普选”，那么，“公民抗命是最具杀伤力的武器”。戴耀廷说自己会身体力行，亦号召有志者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公民抗命的手段──“占领中环”。该手段非法，所以如果被捕，行动者不抗辩，甘愿坐牢。这种以自我牺牲唤起民间觉醒的激进抗争方式还从未在香港出现过，首次便是由法学教授提出，无疑在舆论场投下一枚深水炸弹。戴耀廷认为，香港自1997年以来迟迟不能完成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是导致今天香港管治危机、发展失衡的根源之一，香港人应该为民主付出更多，“不能再等”。
之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牧师朱耀明加入，和戴耀廷一起成为“占领中环”的三名发起人。然而“占中”并不是明天就发生，甚至不知道会不会发生。戴耀廷说，“可以这样说，发起‘占中’的目的是为了最后不需要占领中环。”他的意思是，如果可以凝聚起足够的压力与民意，逼迫特区政府、立法会及中央最终推出一份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方案，那“占中”就不必要真的发生；因此，“占中”的重点在于让更多的人注意到这件事、投入讨论这件事，思考香港究竟要什么样的民主与未来。 “公民启蒙与协商是我们更大的目的，占领并非目的，而是最终万不得已的选择。”为此，他们在“占中”的实际行动前设置了诸多活动议程：签署誓约、商讨日、公民授权，等等。在预计可能的占领时间（2014年）到来前整整一年，各种普选方案已经开始在社会上讨论，并激起讨论。本地亲建制媒体亦高密度、高强度地批判占领中环，激化争议，客观上也搅动起全城对普选议题的思考和关注。
2013年在姗姗来迟的政改咨询启动中画下句点。 5个月后，会有什么样的普选方案出炉，民意是否认可？是否符合“真普选”的标准？立法会能否以三分之二票数通过？中央能否批准？“占中”会不会发生？回归以来，关乎香港未来的最大悬念将会在2014年揭开，而2013年，箭在弦上，弓已拉满。
张洁平是香港《号外》杂志副主编。
© dapigu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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