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王光美的另一面

“桃园经验”开政治迫害的先河。王光美在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并不仅是由她作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又称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9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王光美与夫婿携手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自己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首先，“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江青步入政治舞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最后，刘王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

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

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后来体罚之风，越演越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燕飞”，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四清“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文革初期在清华大学迫害大批无辜师生。文革初期，刘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再一次派王光美作为“普通工作组组员”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被下喻指为“太上（女）皇”。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非但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黑帮”，而且残酷地迫害无辜师生。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全部“干部”，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全部“靠边站”、“上楼”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

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右派”丛生。据文革后统计，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48人，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年仅20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革命”过头，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反革命学生”，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一点自杀。

结果这一事件被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着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请冈山兵团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在全校批斗王光美时，笔者正在北京串联，住在清华大学。我和当时清华大学的不少师生谈起王光美在清华的所作所为，不少师生认为：其言行虚伪做作，整人心肠狠毒，虽然造反派斗她的大会有些过份，但这也是她在清华作恶多端的一种报应。

应当指出的是：王光美在文革后强调了自己受迫害的那一面，而对于自己从四清到文革的迫害别人的经历，却做了种种不应当的辩解。比如，她在某些场合仍然把她在四清运动中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和今天的“反腐败”相提并论，被指缺乏反省和忏悔的一面。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结束后，王光美对毛泽东的态度，逐渐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刘少奇还没有正式平反的时候，王光美和她的子女一直在击鼓鸣冤。据说她在观看歌颂周恩来保护刘少奇的电影时拂袖而去，因为在她眼里，周其实是迫害刘致死的罪魁祸首之一（刘的专案组长）。还据说在刘少奇的追悼会的悼词中，她坚持删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等字眼。但从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儿子步入政坛，两个女儿也纷纷成为海外中资公司的老板，她一反常态，从此以“毛主席的好学生”自居。

王光美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又同时是这一历史的制造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