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规制互联网，应对来自网络空间的安全威胁，是当前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最近的一个案例是，因为签署并通过“公民身份法案（修正案）”引发的争议，印度阿萨姆邦和梅加拉亚邦的街头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为控制局势，印度政府派出军队并关闭当地的互联网。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将印度视作为南亚民主的“橱窗”；在美国推行的所谓“印太战略”中，具有共同意识形态和相似政治制度的印度更是美国重要的地缘政治伙伴。同时，印度是世界第二大互联网市场，拥有6.5亿互联网用户，而阿萨姆邦和梅加拉亚邦拥有3200万用户。
很显然，当国家安全面临显著威胁的时刻，印度同样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关闭相关地区的互联网作为一种应对策略。
若干年前，当中国新疆地区面临类似的国家安全威胁时，当中国政府采取相似的策略予以回应时，遭遇了来自欧美主流媒体的强烈批判；同时，在相当数量的学术研究以及互联网技术社群中，是否采取这种强制性的管制策略，甚至可以被当做是区分不同政体类型的最重要指标之一。
很显然，此次印度的实践证明，对互联网的规制是主权国家基于国家利益需求的一种正常选择，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投射与延展的正常体现。
2019年是互联网问世50周年。冷战结束之后，互联网跨越地缘政治壁垒在全球高速扩展，催生了全球网络空间。如何治理全球网络空间，涉及到包括主权国家与非主权国家在内的多样化、多元化的行为体。
从互联网自身发展的趋势来看，早期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优势决定了在认知观念和具体实践上存在显著差距：非国家行为体与技术社群，倾向于套用欧美发达国家内部治理的模式，来认识和理解全球网络空间的治理实践；欧美发达国家则以乐见其成的方式，努力单向度地扩展自身主权的管辖范围，压缩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在网络空间的主权实践，以谋求一种非对称、不均衡的信息自由流动与多利益相关方的治理架构。这种架构的本质，是一种新的中心-外围的依附结构，推进这种结构的动力机制，除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积累，还因为在实践中，对主权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扩散是不均衡的，欧美发达国家自信地认为可以凭借实力和制度“免疫”来自网络的威胁和挑战。
但显然情况并非如此。印度在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下，也会毫不犹豫地关闭互联网；而作为互联网发源地的美国，在国家安全的需求下删除内容、关闭账号、广泛监控等举措都已经是某种常态化的操作了。
互联网无法成为独立于国家主权的存在，政府基于国家利益的需求对互联网进行管理，包括在紧急状态下进行必要的应急处理，是一项常态化的操作，也应成为各方的一种常识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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