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位历史的见证者，在香港出版过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录性著作：《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作者吴伟，曾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研究人员，该办公室主要负责人鲍彤的秘书。另两本，《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作者吴国光，曾是《人民日报》评论员，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研究人员，中共十三大报告起草组成员；《中南海日記——中共两代王储的陨落》（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作者吴稼祥，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政治组副组长。
“三吴实录”，可与赵紫阳的《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杜导正的《赵紫阳还说过什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和《陈一咨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2013）互为参照。吴伟的书有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其他见证者的记录，亦有精到的引证和评述.
《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问世之际，中国政改的“气温”正跌至历史低点，许多朋友已放弃对体制内变革的所谓虚妄期待。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鲍彤，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灵魂人物。六四事件中他身陷囹圄，出狱后十余年来，始终直言论政，尖锐批评当局。他如何看待当年这场改革？
2012年年底，80高龄的鲍彤在为吴伟书所作的序言中说：
在1980年代的后半期，中共中央确实曾经进行过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在赵紫阳的主导下，这次原本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尽管由于这次改革超出了邓小平所能忍耐的限度，在邓和党内保守势力的狙击下失败了，但是，它为中国的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留下了宝贵的借鉴。
中国知识界有句话叫“跪着造反”，读吴伟书方知，最早将此说法用于中国改革的人是鲍彤。鲍彤曾引述德国女革命家卢森堡讲的“跪着造反”，描述经济改革之初赵紫阳如何用“商品经济”一词颠覆“计划经济”（吴伟书46页）。政改难于经改，何止百倍。1980年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话音方落，保守派便借口波兰事件叫停改革。胡耀邦在任的数年中，曾几次呼吁政改，并在干部制度改革等方面有动作，但形格势禁，政改未成气候。1986年，邓小平重提政改，赵紫阳主持研讨，一场危险系数更高的“跪着造反”，在政治领域发动。
只有回到历史现场，才能体味情境之凶险。赵紫阳很清楚，政改，既不是对现行体制的小修小补，也不是根本颠覆，是“相当大的改变”（吴伟书16页）。他主持政改研讨不久，胡耀邦中箭落马，反自由化运动呼啸而来。那样的氛围下，政治改革几成不可能的任务。吴伟的书为两种力量的激烈博弈留下了翔实记录。它让后人看到赵紫阳如何扭转改革颓势：他先是限制反自由化的范围，尽力保护受冲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继而，通过召集宣传、理论、新闻条线干部、党校干部和中央部级干部在中南海发表“5.13”讲话（1987年），重新强调改革；很快，改革力量强劲反击，他们获得邓小平的支持，掌握起草中共十三大报告的主动权，最终在是年秋天，推动十三大开成了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大会——在倒胡和反自由化运动仅数月后，有这样一个以政治改革为旗帜的空前开放的党代大会，而且竟有倒胡大将邓力群在差额选举中落选，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段历史中的改革派，充满坚韧，也充满妥协。赵紫阳和他的研讨团队清醒地知道，所谓从实际出发，“邓小平就是中国最大的实际”（吴伟书232页）。鲍彤提醒研究人员，一定要注意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老一代领导人对改革的承受力，而邓小平的承受力是其中关键。鲍彤是策略大家。在反自由化的喧嚣声中，1987年1月5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缓和学潮、让学生和青年冷静下来的《社会主义的幼驹与资本主义的老马及其他》一文。起草十三大报告的过程中，他深思熟虑，提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得到赵的支持，邓的首肯。这一理论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使中共有可能重回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在政改方案的研讨中，他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一样，作为基本概念是提出来了，但调子不敢唱得很高，因为，高度民主不是近期所能达到的。民主与稳定、民主与效率有一定的矛盾，按照小平同志讲的，现在是以活力、效率、积极性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244页）。
笔者时为《解放军报》记者，即使在军报那样的红色党媒，支持政改的气氛同样浓厚。记得报社领导从中宣部开“周会”回来，传达“活力，效率，积极性”的提法时，大家相视苦笑。然而不久后我们就看到，十三大后，政治改革迅速升温。吴伟记述了多方面探讨和试验：通过“党政分开”，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弊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准备改革人大制度和选举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多党合作体制；开始增加新闻透明度；强调保障公民权利；推动社会协商对话和基层自治；凡此种种，无不显示政治图景有望大幅改观。
六四，坦克碾碎了政改。这使许多人断言：中共“永续执政”紧箍咒下的政治改革是死路一条。因为这是与虎谋皮，是在如来佛手心翻跟斗，是医生给自己做颅脑手术。但是《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告诉读者，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中国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由多重力量共同推动的。有体制内力量，也有体制外力量。体制内最重要的人物，是政改的发起者也是终结者邓小平，和政改的主导者也是罹祸者赵紫阳。
要看到邓小平的多面性。不能忘记，邓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罪行的长时间近距离目击者，是文革的受害人，他绝不愿意回到毛的无法无天时代。他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当然有解决高层人事问题的具体目的，但也确有对制度弊端的痛定思痛。1980年他与李维汉的谈话谈及反封建，1987年7月他与中央五人小组的谈话，再次谈到“中国的弊端在于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吴伟书266页）。这是中国政改之所以发生的关键。此外，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确是众望所归。他屡遭整肃的浮沉经历，使国人对他抱有同情（同情是强有力的民意），不太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曾得到党军元老、底层民众和知识界的共同支持，这也是中国政改得以发生的黄金机遇。他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无可避免，同样是“跪着造反”——跪在毛泽东的巨大阴影前造反。但在左膀右臂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强有力推动下，改革大幕终于开启。
赵紫阳与邓小平，对政改目标的认识不尽一致。邓重效率，重稳定（在他看来毛氏专权是乱源），强调民主是手段，不能迁就民主化情绪；赵则明白，政改必然导向民主政治。然而，正如赵在经改中主张找到一条速度可以慢些，但有效益，人民得到实惠的路；在政改中，他同样谋求渐进。他希望在十三大迈开第一步后，经过三至四届党代大会，也就是2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整个国家体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变（吴伟书608页）。他知道，在党内保守势力极为强大的条件下，改变共产党一党专制是不可能的，只能另辟蹊径，从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入手，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限制党的权力（吴伟书580页）。
鲍彤是主持政改研讨的灵魂人物。十三大前赵紫阳曾和他探讨，是否提出政治开放的口号。在与政改办研究人员的讨论中，他说：现代社会应该是开放的社会，我们现行体制中的许多弊端都产生于封闭，不实行开放是解决不了的。但还没有把握将它写入十三大报告。现在大体上还处在孙中山讲的训政阶段，提出政治上开放，可以鼓舞人，也会起到煽动作用，引来非难。他说：“党禁是否开放，结社是否开放，报刊是否开放，竞选是否开放，迁徙是否开放，等等，这些将来都是应该做的，但在现在这个阶段，只能是有限的，要一步一步的来。”（吴伟书271页）针对政治封闭的体制弊端，十三大报告提出的是“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鲍彤关注民主在中国如何切实起步。他认为，保护公民权利、实现基层参与、实行群众监督这些方面是可以做到的。要讲选举、讲人大、讲绝不允许侵犯公民权利（吴伟书232页）。在本书序言中鲍彤说：“当年，我们这些参加搞改革的人，知不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搞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恐怕没有人不知道。支持大家的，是一个信念，就是中国要搞改革，要搞政治改革，而且不是口头上纸面上的改革，凡是做得到的都开始着手做，至于一时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就把目标放在那里，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吴伟书2页）
许多年后，在激进与渐进的路径争议中，“跪着造反”的比喻被抽离原初的语境，添加了苟且、暧昧、犬儒甚至共谋的语义，成为卑琐图像。作为80年代政改的亲历者，我作证，这个词语所描述的，是当时最现实的选择。这不是什么优美的姿态，也无关尊严。政治是可能的艺术，迂回永远是行动者的选项。当年的“跪着”是策略，背后，有支撑“造反”（体制叛逆）的顽强信念，有“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胡耀邦语）的壮士之心。“跪着造反”，让改革者从云端站到地面，殚精竭虑，在死亡谷中摸索生路。
80年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枪声中落幕。吴伟认为这场改革是“使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变、由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向宪政民主体制转变的一次有益尝试。”（吴伟书585页）这场政治改革为什么失败？原因错综复杂。他从“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变化是关键因素”、“党内高层保守势力的强大”、“党内中高层普遍缺乏‘从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思想基础”、“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的权力并不稳固，且有脆弱性”、“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派没有得到社会力量的响应和支持”等诸方面进行了冷峻梳理（586页）。这些都是需要彻底反省的沉重课题，最后一条尤应痛加检讨。
我只想说，没有宿命，没有决定论。如果政改一开始就注定死亡，如果从来就没有突破的机会，那么，吴伟记录的悲壮历史，岂不成了自欺欺人的荒诞剧？
时移世易，此段历史不可能重复。今天的环境更加凶险，但政改的条件已更成熟。中国所有的变革者——无论在野在朝，是激是渐，或跪或站——都应从《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中获得鲍彤所说的“宝贵的借鉴”。宪政之门的钥匙并非仅有一把。新一代政治家需要对前人已付出惨重代价的历史，有起码的认知乃至尊重。更大的可能是，宪政大门将由数把钥匙合力打开。
钱钢是中国大陆传媒人，《唐山大地震》一书作者，曾任《解放军报》记者、《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现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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