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发的《国家之子：红二代的别样人生》，阅读及转发率极高，可见大家对红二代话题的关注。在这个群体中有很多佼佼者，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无疑是其中一位，他的父亲孔原是原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许明是前总理周恩来的秘书，显赫的出身决定了他传奇般的人生。

今年6月，66岁的孔丹出版了《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讲述了自己出身于红色家庭的红二代的经历，也重新还原了他过去的身份——“文革”前北京四中的高材生，校团委副书记，北京第一批中学生中共党员。

他曾任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这个以约束红卫兵过激行为而成立的组织，连续发布10个“西纠通令”，试图引导红卫兵要文斗不要武斗，曾对“文革”初期运动产生很大影响，他也因此两度系狱。

他被习近平称为“当年在陕北窑洞里还读黑格尔”的知青；1978年以同等学力考上吴敬琏的硕士研究生，成为开门弟子。曾任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的秘书。1984年，在其秘书任上，身为国家经委干部，孔丹与冶金部干部董志雄联名上书，给中央领导人陈云写信，反映在整党中应如何正确对待“老红卫兵”的一些想法，是对当时清理“三种人”政策的反思，由陈云、胡耀邦、李先念批示，邓小平、赵紫阳、乔石圈阅，成为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中共最终在政策上作出调整。

12万字一本书。除了谨慎的回忆和真挚的反思，孔丹口述史还展现了一个典型红二代的“朋友圈”。从中南海里的国家领导人，到北京四中的同窗和兄弟；从胸怀天下的学界翘楚，到叱咤商海的红色资本家，孔丹一身传奇。

北京四中首批党员

孔丹在北京四中就读6年，1966年毕业。在初中时和陈小鲁一个班，高中和薄熙永一个班。孔丹是高三（5）班的团支部书记，李三友是高三（1）班，秦晓是高三（4）班的。

秦晓的初中不在北京四中，是从其他学校以金质奖章保送至四中的。而孔丹是四中初中以银质奖章直升高中的。孔丹的弟弟孔栋，也是后来从其他学校的初中考到北京四中的。

孔丹的语文特别是作文，成绩最突出。从初中开始，几乎每一篇作文都是范文。后来薄煕来开会时一见到孔丹，总是开一个玩笑，说：“哎呦，孔丹在我们学校，那篇篇是范文啊！我还记得有篇范文的最后一句话……”

孔丹说，北京四中崇尚勤奋，推崇自主自学；另一个校风是崇尚俭仆，不是一个干部子弟飞扬跋扈的地方。

1965年四清运动中，发生“四六八”学潮（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当时四中领头的同学，大多比孔丹高一年级，比如邱会作的儿子邱晨光、刘澜波的儿子刘安东、宋任穷的儿子宋克荒、李井泉的儿子李新桅、宋之光的儿子宋扬之等人。这些人多数现在都成为孔丹的好友。

孔丹同班有个同学叫周孝正，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大概是高一的下半学期，周孝正以思辨的方式提出了一些问题，有二十一条，遭到了批判。

四清运动后，北京市在中学里恢复发展党员。1965年，孔丹成为首批入党的中学生党员。1965年7月1日，孔丹和师大附中的佘靖在西城区党校大会上宣誓，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佘靖后来做了卫生部副部长。

在孔丹之后，北京市委在各校的中学生里陆续发展了一批党员。除了任小彬、宋克荒外，四中还有马凯、秦晓、李三友、赵黎明等，四中“文革”前就发展了这几个学生党员。马凯大孔丹一岁，后来留校做了政治老师。

“西纠”入狱

“西纠”的全名叫“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

孔丹说，“西纠是有总部的，但总部里我们这几个所谓的头头，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明确的称谓，没有谁是总指挥，谁是司令什么的。不过我们有几个编号、排名什么的，我是1号，也不过是这样。如果一定要说西纠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董良翮，大家也都不否认。可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负责人，现在叫一把手。”

在西纠总部，有几个组。组织是王向荣负责，后勤组由赵胜利负责，宣传组是秦晓负责。孔丹说，其实非常起作用的是李三友。真正动笔，特别是很重要的6号、7号两个通令，是李三友为主起草的。李三友起草后，孔丹和秦晓修改。李三友的父亲文革前是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马凯也在里面帮着做了不少工作，孔丹印象中，起草西纠的通令，马凯也参与讨论了。

西纠总部设在育鹏小学的时候，有两个纠察连。一个连全部队员是四中的，另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孔丹的弟弟孔栋是四中老高二的，比其小一岁。他是四中连的连长，徐文连是徐海东的儿子，那时是指导员。邓榕当时参加了师大女附中连。

1966年12月23日至1967年4月22日，孔丹在监狱里呆了整整4个月。出来后，四中里流传着一个说法：“孔丹雄心在，秦晓意未宁，三友挥笔动肝火，翻案舆论生。”

1967年夏天，孔丹和马凯、秦晓、李三友等人办起了《解放全人类》铅印小报。

这中间有个小插曲。王军大孔丹6岁，是老大哥，那时已经是海军军官了，在湖北造船厂做驻厂军代表。王军找到孔丹说：“你们办报，没钱我可以支持你们。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们得反林彪。”“文革”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他们思想上都是相通的。孔丹就收了王军200块钱。但孔丹对王军说：“这件事儿，我们也不能按你说的那样做，要讲策略。”

孔丹从小就和王军非常熟，他们经常在一起下围棋，有几次孔丹彻夜陪王军下棋，从头天晚上7点多到次日凌晨5点多，然后王军开个摩托车把孔丹送回家，孔丹再骑自行车到中南海上班。

吴敬琏的研究生

1975年夏天，王震曾要孔丹去给他做秘书。王震当时是国务院办事组副组长，相当于副总理。那时，原来的秘书伍绍祖要离开，王震要孔丹去接他的班。这样，孔丹在王震那里呆了差不多有3个月的时间，每天跟上班一样。但后来国务院办公厅不批准，说因为对孔丹的父亲（孔原）的审查还没有正式结论。因为这个原因，孔丹没去成，由张爱萍的儿子张品去接任伍绍祖，当了王震的秘书。

1975年，孔丹解决了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资料员。

1976年底，耿飙受命成立中央宣传口，实际是恢复原来的中宣部。耿飙通过他的儿子，也是孔丹的同学耿志远，给孔丹打招呼，说他们现在需要工作人员，听说孔丹不错，希望过去工作。孔丹其实没有和耿飙直接接触过。孔丹就从经济研究所调到中央宣传口办公室当了秘书，从1977年1月至1978年夏天投考研究生，历时1年多。

后来，耿飙调任国防部长，孔丹没有应邀跟随他去做秘书。此时，中央宣传部已恢复，部长换成了张平化，孔丹也经常跟他出门、出差。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孔丹也开始琢磨参加高考的事儿，吴敬琏给孔丹带来个话儿，他说：“我要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孔丹如果愿意，可以以同等学历来投考。”吴敬琏同时还说明，他不能给以考前辅导，导师必须回避。

据说全国有300多人报考吴老师的研究生，第一名叫沈水根，孔丹考了第二名。吴敬琏后来就收了这两位做他的研究生。当时，孔丹的政治考了61分，英语考了80多分。

孔丹考上研究生这件事，刺激了他周边的老同学。第二年，马凯和李三友都报考了研究生，马凯就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李三友读的是法律。再下一年，是秦晓，他原来是工农民学员，后来考了矿业学院经济管理的研究生。

孔丹说，四中这些同学之间就是这种效应，你努力我也努力，你成功我也要成功，互相激励，各自争先。

1981年研究生毕业，孔丹分配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没多久，孔丹被任命为张劲夫同志的秘书。张劲夫当时受命组建国家经济委员会。在张劲夫身边做秘书，从1982年6月至1984年9月。

通过孔丹的人脉，了解一些青年学者的思想和理论成果，对张劲夫来说，是孔丹可以发挥的一种特有作用。

当时，农村政策研究室有几个有名的人物，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和朱嘉明，号称“四君子”。孔丹与他们时有聚会。

1984年夏天，孔丹和赵紫阳的秘书、四中同学李湘鲁，跟张劲夫一起到了杭州。孔丹向劲夫同志汇报，有一批年轻人在莫干山开会，探讨的问题包括有关物价改革，想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张劲夫同意孔丹和李湘鲁上山。

到莫干山那天，孔丹记得在山上彻夜未眠。他们找了几间屋子，开神仙会。在场的有王岐山、陈一咨、张钢、黄江南等人。孔丹当时感觉，陈一咨是个比较狂热的人，有时不是很理性。而王岐山和纯粹理论学术派的风格不大一样，他一贯表现出很强的为政府咨询、为决策服务的能力。

1984年，孔丹在劲夫秘书任上，按陈云同志的要求，在他办公室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成员有朱佳木、许永跃、陈元、任晓斌和孔丹。学习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书目是陈云亲自开的。陈云让他们做笔记，一周搞一次讨论。

1984年，在孔丹决定去光大的时候，王军要他去中信，段君毅要他去做海淀区副区长，吴敬琏推荐他去上海做经委副主任。

段君毅当时在北京市当市委书记，他的儿子段存理是孔丹四中同学，专门找孔丹说：“我父亲特别喜欢你，他希望你到北京市来。”段君毅其实已经有一个考虑了，他问孔丹：“你现在什么级别？我说，副处级。他说，海淀区缺个副区长，你干怎么样？”

孔丹还是去了光大。孔丹给王军推荐了秦晓，他说：“王大哥，秦晓，我四中的同学，文革我们是一起过来的，他能力很强，很多方面都比我强，最起码外语比我强，他干过外事局副局长。我相信秦晓到你这儿，一定能给你帮上忙。”

孔丹还曾向当时的北京西城区委书记陈元推荐了马凯。现在马凯还说：“如果不是孔丹，我不会到西城区工作，也不会从政。”

孔丹说，从整个国家发展的需要看，马凯发挥了他的能力和特长，起了很好的作用，他人品端正，诚恳实在，实事求是是他一生的追求。

2012年，孔丹过65岁生日的时候，好友马凯写了一首诗送给孔丹：

半生长卷已斑斓，更有殊才上笔端。

最是较真终不改，难得本色任天然。

孔丹说，“第三句写出了我的性格特点，写出了我的执着和坚持，而最后一句就成了这本书的书名。”

习近平找谈话

2010年12月24日，孔丹在香港突然接到中组部电话，要求当天下午4点赶回北京，中央领导要找其谈话。

结果5点半才到。一到人家就说：“习副主席在等你。”

2006年，任命孔丹为中信董事长时，是中组部部长贺国强找其谈的话。孔丹原来以为这次也是按惯例由中组部李源潮同志接见，没想到是由习副主席亲自谈话。

近平同志说：“你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中信、光大多年，工作卓有成效。”这个概括让孔丹为之感动和欣慰。也使孔丹想起，近平同志是很念旧的。

2009年，习近平视察习仲勋同志当年下放劳动的洛阳中信重机公司（原为洛阳矿山机械厂），孔丹前往接待。一见面，他就对周围同志说：“孔丹的母亲和我父亲在国务院是同事。”孔丹赶忙应答：“哪里是同事，习仲勋同志是副总理兼秘书长，我母亲只是副秘书长，是下级。”他笑言，那也是同事啊。

孔丹在回忆陕北插队时提及，“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市委书记任上接见我们中信的常振明时还说：‘你们那孔丹，当年在陕北窑洞里还读黑格尔呢！’”

与邓小平打桥牌

孔原、孔丹、孔栋父子三人都迷恋桥牌，经常在一起与万里、吕正操等老同志较技，还拿过多次冠军。其间，可能因为名声在外，孔家兄弟俩还被邓小平伯伯邀到家里打桥牌，一周两次，大约三个月左右。

孔丹说，那真是一种感受特殊的经历。邓老爷子的搭档通常是丁关根或王汉斌。老爷子的牌感极好，丁关根的算力上乘，两人配合默契。老爷子平素沉默寡言，孔家兄弟在叫牌时也低声细语。

记得有一次，孔丹和孔栋因对叫牌、出牌意见不合，忘形地吵了起来。忽然听得老爷子一句四川话，“吵啥子嘢！”音虽不高，却“如雷贯耳”，确有不怒自威之感。顿时，我们俩为之乍舌，“噤若寒蝉”之态毕现。

邓楠有时过来支招，有一次支错了招，弄得老爷子把牌叫“冒”了。那副牌的定约应叫到五个黑心即停，却被叫成六个无将的小满贯。结果被孔家兄弟大赢，宕了两副。那次叫冒了牌，惹火了老爷子，孔丹才看到一次他发脾气的神态。

有时孔丹孔栋会被留下吃晚饭，饭后再战。一大桌子人，令他俩很拘束，老爷子会很体谅地说一句：“来的都是客，不要客气，随便吃吧。”随后就一言不发了。

（注：本文主要整理自《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